為“水權”而戰
水戰爭的本質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水的性質是什么？用水是一種全人類可以共享的基本人權,還是像煤、石油一樣是一種可定價的商品？而誰又擁有處置水資源的權利？
2010年4月5日,首屆湄公河委員會峰會在泰國閉幕。泰國、柬埔寨、老撾和越南四國政府首腦出席本次峰會,中國與緬甸作為對話伙伴與會。在會上,中國向各方提供大量水文數據,緩解了近期受到的外部指責—泰、柬、老、越、緬五國輿論認為中國在瀾滄江建設大壩,加劇了下游國家旱情。
對話與解釋更多的是政治姿態,并不能立時解決現實中的問題。正如業內人士所言:該區域各國雖有多年的對話合作史,但跨國界的水管理機制仍在摸索,水資源短缺引發的矛盾仍未得到根本性解決。
在世界范圍內,因爭奪水資源引起的沖突,湄公河甚至算不上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全世界至少有214條河流跨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其間充滿了現實和潛在的沖突: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敘利亞和約旦為約旦河打得不可開交,多次爆發戰爭;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爭奪印度河;印度和孟加拉國在爭奪恒河;土耳其、敘利亞和伊拉克在爭奪幼發拉底河;埃塞俄比亞、蘇丹和埃及在爭奪尼羅河,等等。據《聯合國水資源開發報告》統計,在過去50年中,由水引發的沖突共507起,其中37起是跨國境的暴力紛爭,21起演變為軍事沖突。
“水戰爭”,上升為暴力乃至武裝沖突,是極端情況,在大部分時候,它表現為一場桌面上下的爭奪。
水戰爭,源于兩個根本原因—水資源的短缺和污染。
盡管地球表面70%由水構成,但其中真正能為人類所用的不足千分之七。但僅20世紀,地球上的人口就增加了3倍,用水量增加了6倍。而到本世紀中葉,全球人口會再增加30億,其中絕大多數分布在用水短缺的國家。中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且,中國正在掀起世界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工業化、城市化浪潮,用水缺口每年都在加大。
污染則進一步惡化了短缺問題。水污染與水短缺在很大程度上互為因果:缺水導致污染物難以被稀釋,污染又極大地惡化了缺水問題。人們每多用一噸水,就意味著至少多排放0.7噸的污水,而這些污水會污染幾十倍于自身的凈水,而且治理費用高昂。
“水戰爭”的形態
“水戰爭”主要體現在國際、國內兩條戰線,四種不同的戰爭形態。
國際層面,分為“有形戰”和“無形戰”。有形戰出現在處于同一流域、存在上下游關系的國與國之間,典型如此次湄公河流域紛爭。同樣,中國與鄰近的印度、俄羅斯也因水資源時有摩擦。幾個月前,印度媒體撰文指出:中國北方的持續干旱將迫使中國調用由西藏流經印度的水,中印很可能在2020年為爭奪水資源爆發戰爭。而2005年11月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曾一度讓中國與俄羅斯的關系緊張。
有形戰雖然日趨激烈,尚非心腹之患,真正可怕的是無形戰—糧食戰爭。
與大多數人的直覺相反,農業用水占到世界用水總量的3/4,工業用水不及1/5,而生活和城市用水僅占1/10。除非是跨境流域,大部分情況下,水資源的管理和分配都是一國之內的事情,但現在,通過國際糧食貿易,水戰爭正在世界糧食市場上演。
進口谷物是最有效的獲得國際水資源的方式,1000噸水才能產出1噸谷物,因此很多國家政府暗地里在利用谷物進口來平衡各自的水賬。舉個例子,墨西哥從美國進口用水70億立方米的谷類,而自身種植需要160億立方米,通過貿易就能“節水”90億立方米。
中國的地下水資源正在耗盡,找水已經找到了300米以下的蓄水地層—該地層的水資源無法再生。含水地層的欠缺會導致谷物歉收,進而引起食物短缺及糧價高漲,最終將水問題迅速轉變成饑荒問題。
印度早在5年前就由小麥(資訊,行情)出口國變成了小麥進口國。2009年8月,印度糧食產量受大旱影響出現大幅度下降,政府無奈之下決定加大糧食進口,但由于擔心國際投機客借機哄抬糧食價格,在對外公布采購時間表時十分慎重。迄今為止,中印還算不上在大量進口糧食,但用水消耗量和可承受的水供應量之間的缺口每年都在加大。
國家間的“水戰爭”早已上升為政治問題,而國內的“水戰爭”除了在性質上與之有所區別外,在基本表現形式上則大致無二。因為南北地理氣候的不同特點,“水戰爭”在中國呈現出不同的形式。
北方由于水資源匱乏,水戰爭表現為激烈的護水和奪水行動。最極端的案例是山西、河北、河南三省對漳河水資源的爭奪。2009年12月,河北涉縣沿岸16萬人聯名上書至當地政府,質疑山西方面以建電站為名修建下交漳水庫,希望有關部門及時制止該行動。否則,大量徑流量將被攔截在山西省境內,位于清漳河下游的涉縣40萬人的“命脈”將被斬斷。
歷史上,三省在這一帶爆發過多次沖突,甚至出現過建國以來最大的炸毀水利工程事件。1992年8月22日,在數十次刨損炸毀支渠之后,涉縣白芟村幾十位村民趁著夜色,背負著數千斤炸藥,炸毀了河南林縣人民在太行山腰上的懸崖峭壁上鑿成的長達1500公里的偉大工程—“人造天河”紅旗渠,致使40萬人生活斷水,震動中央。
這是爭奪漳河水源最極端激烈的表現形式。由于事件特殊、背景復雜,最終不了了之,竟無一人受責。盡管后來中央設立了由水利部直轄的漳河上游管理局,但漳河兩岸的水事糾紛仍時有爆發。
南方水資源豐富,水戰爭表現為另一種形式—水電產業與農業、航運業等其它產業以及環保事業的爭奪。換句話說,北方缺水尚可稱天災,南方缺水則基本是人禍。
中國大量河流發源于青藏高原,從上游到下游之間存在巨大落差,是開發水電最理想的場所。在能源短缺的大背景下,中國于2000年放開了水電投資,允許大型電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投資建設電站,就此掀起一輪西南水電開發狂潮。
#p#副標題#e#短短幾年間,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瀾滄江、怒江等大河干支流被開發殆盡,一條河上設立十多級水電站是常有的事。風潮同時向東部波及,浙江、福建、安徽等地的小水電開發計劃也紛紛上馬。一時之間,中國幾乎無河無電站,無江不開發,而且梯級開發的密度驚人,前一個電站的回水位,就在下一個電站的壩址下;水剛剛從上一個電站流出,馬上就被蓄為下一級電站的水頭。
這種過度開發不但給生態環境帶來了重大影響,還引發了周邊的高耗能產業惡性膨脹。“換言之,就是發展出一種'面多了摻水,水多了加面’的'水電+高耗能產業’模式。”《中國水危機》作者、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告訴《中國企業家》。
根據《中國企業家》記者的調查以及業內人士的解釋,目前西南新開發的梯級水電站幾乎都未兼顧灌溉和航運功能,其后果,正所謂“一業興,百業衰”。
“水戰爭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則是'上游心理’作怪—大家都挖空心思要把水留在本地。”馬軍認為。
突破口:“水權”管理
水戰爭的本質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水的性質是什么？用水是一種全人類可以共享的基本人權,還是像煤、石油一樣是一種可定價的商品？而誰又擁有處置水資源的權利？
迄今為止,學界對此尚未形成統一意見。不過,承認水資源具有雙重性,在保證民眾基本用水權利的同時,重視水的商品屬性,已經成為學界主流觀點。
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的確可以促進各種資源的有效使用,但前提是產權必須明確,而水資源恰恰是產權難以明晰的公共財產資源。在水資源可以自由、無限獲取的情況下,人們對它的提取量總是高于合理范圍,這是“水戰爭”爆發的根源。因此,在上一級政府層面,加強流域觀念,實現水環境和水生態在流域內的統一管理以及水資源的統一調度是必要的,它能從一定程度上應對以鄰為壑和“上游心理”。但僅有政府之手是不夠的,沒有各個利益相關方的廣泛、深度參與,不從外部引入監督制衡力量,流域統一管理甚至會進一步加劇不公平、不合理。
所以,從水的商品屬性出發,建立一個產權明晰、價格公平的水權水價機制是根本性的途徑。
“公眾是權力尋租無法突破的障礙。我們需要將公共決策過程打開,讓各個利益群體都獲得知情參與的機會,讓公眾在維護自身環境權利的過程中尋找到發展和保護的艱難平衡。”馬軍認為,公眾可以為水資源保護提供動力,因為他們是環境和資源破壞的受害者,他們不會選擇讓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受到嚴重損害的發展道路。
在公眾深度參與的基礎上,才能去談水的商品屬性,真正解決水戰爭的一個核心問題—水價。中國節水潛力巨大,但水價格過低是一個嚴重的障礙;城鄉兩元的服務體系更是成百倍地放大了這一問題。當下,水資源的價格幾乎從不在供需關系上呈現,城市居民所付的水價只反映出水管造價、送水費用以及污水處理的價格。農村缺水,而城市浪費,正如當下旱區云南所表現的那樣。低廉的水價在事實上造成了富人對水資源的大肆浪費,但政府想要提高水價又面對著公眾抵制的沉重壓力。
“中國有句老話,不患寡,患不公。公眾并不是一味的反對漲價,人們對水價反應敏感,甚至有強烈的抵觸情緒,根本原因在于成本不透明,對服務和成本的約束機制不滿意。”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認為。
事實上,改變中國目前自上而下的水資源管理體制,代之以建立在公開、透明、民主參與的自下而上的管理體制,讓水資源的管理權真正體現依賴它生存的公眾的利益和意志,或許才是解決中國水危機、消弭水戰爭的最終途徑。
水資源的合理分配、綜合利用,不應是一場弱肉強食的“戰爭”
彩云之南,江河密布。
長江水系、珠江水系、元江（紅河）水系、瀾滄江（湄公河）水系、怒江（薩爾溫江）水系、伊洛瓦底江水系等六大水系或發源于云南或流經云南。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水資源豐富的省份,仍不免遭遇“百年不遇”的嚴重旱災的重創——大地龜裂、河流干涸、樹木焦枯、農作物絕產、人畜飲水困難。而下游鄰國的指責聲則再度蜂起。
《中國企業家》記者在云南一周,遍訪當地水利部門、文山州等重災區以及瀾滄江流域工礦企業和農戶,發現,天災所帶出的,是一場圍繞水利設施投入的爭奪戰和水資源野蠻利用、無序開發的掠奪戰。而這場由來已久的“水戰爭”無疑加劇了天災的危害程度。
“三農”缺水
3月30日凌晨,到達昆明巫家壩機場,仍見導游揮舞小旗,招呼游客。后來才知道,那些去城市景點、住星級酒店的游人,幾乎不會受旱災的任何影響—城市居民集中供水,一切如常。樹木依然是春天蓬勃的新綠,各色花兒也照舊是清明前的明媚鮮妍。清晨的道路甚至仍然灑過水,花壇里的綠化樹木,也都澆過水—土是濕的。出租司機很自豪地說,“我們是云南省會,怎么會不正常供水？”
就在記者以為旱災不如想象中嚴重時,后面六天的采訪證明,旱災最大的承受者是農村、農民和農業。缺水,對“三農”,是讓人窒息的沉重。
4月2日,從昆明飛抵與越南毗鄰的旱災重災區之一的文山州。立見與昆明截然不同的景象—山上的松樹都已枯死。山間梯田,土地已經龜裂。本應種水稻秧苗的土地,去年秋收后,就再沒有耕種過,土地上仍留著秋天的稻茬。比水稻更耐旱一點的甘蔗,長到一人高后,也枯死。本應是七彩的云南、含黛的春山,變作連綿的枯黃。
一同從昆明飛文山的鄰座是一位藥商,自言到文山“看”三七。三七是一種中藥藥材,使用三七為原料生產的中成藥品種逾300個,而全國近97%的三七均產自云南文山。因為干旱,加之藥商囤積,三七的價格已經從去年的每公斤70元上漲到如今的440元。
因為干旱,農民種植三七的成本也在不斷攀升。在文山州硯山縣硯東市場邊一位被稱為“硯山首富”的胡姓農民,還在堅持種三七,但堅持的成本是巨大的—每個月給三七澆3-4次水,每次澆水成本是3－4萬元。在硯山,水已經賣到80-100元/立方米,是兩個月前昆明城市生活用水價格的80倍。正常年份,三七的畝產量也不過100公斤左右。
沒有更多人敢于冒風險去買貴如油的水去澆地。絕大部分農民,還沒到成熟季節,就把三七提前挖掉賣了。金融危機后,國家“四萬億”投資,云南爭取到一些公路建設項目,很多地方正在修路,漫天塵土里,無地可種、無所事事的農民無聊地圍觀挖土機作業。
牲畜也要喝水。30歲的王啟仙,一個月前,終于賣掉了她養的6頭豬,到硯山縣城煙草酒店做服務員。丈夫王俊在硯山縣干河張小法都克寨當小學老師。12年的代課教師生涯,每個月的工資只有120元。王俊所在的寨子從大年初二就斷水了。有人運水到寨子賣,他的工資,只夠買1.5立方米的水。
#p#副標題#e#王啟仙的大哥王啟洪,正常年份,一家一年種地純收入2000元。今年因為干旱,無法耕種,從來沒有離開土地的大哥,過完年,終于離開土地,到廣東打工。其實,除種地外,他別無謀生技能。
王啟仙母親所在的硯山縣者臘鄉公革村,因為政府建“小康示范村”,由政府出資,村里每家每戶都修了水窖,并不缺水。但硯山縣的“小康示范村”屈指可數。全縣45萬人口,有28萬人出現飲水困難。2萬從前以種地為生的勞動力,為能夠喝上水、賺錢補貼家里買水,外出打工。
【水戰爭】商道:當企業遭遇“旱災門”
如可口可樂在印度的遭遇,這次西南大旱,應當成為中國企業“水資源戰略”意識覺醒的契機
這是一個意外嗎？
受云南大旱影響,中國第四大啤酒企業金星啤酒去年底剛剛在西雙版納建成投產的第17座工廠,經常因為水壓低而被迫暫停生產線。據悉,旱區地方政府已經要求許多沒有科技含量、耗水量大的中小酒廠停產。
號稱“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水資源,或許至今仍未成為大多數企業用水大戶戰略考量的必要因素,但是面對大旱,頓時無語。
目前,有關企業的“水資源戰略”,還沒有明確的定義,我們可以理解為企業將水資源視為戰略制定的要素之一,從戰略高度進行水資源管理。其內容包括節水、提高用水效率、污水處理、對區域水環境的補充及公益宣傳。
跨國飲料巨頭可口可樂5年前也遭遇過“旱災門”。2005年,受干旱困擾的印度人,認定是可口可樂的過度開采造成了水資源短缺;印度的環保組織也表示,可口可樂工業廢水的排放對某些地區的環境造成了巨大破壞,可口可樂因此被迫關閉了某些灌裝工廠。之后,幾千名印度人示威游行,要求可口可樂關閉各地的罐裝工廠。印度大學生還發起了禁止可口可樂的自動售貨機進入校園的活動。
那場“噩夢”給可口可樂高層極大的沖擊—在人們心中,水資源枯竭與可口可樂的關系竟變得到如此緊密,以致威脅到其在一方市場的生存問題。而根據世界水資源委員會預測,到2025年,約有40億人,占全球總人口的50%,將生活在“水供應極度緊張”的地區。對用水大戶可口可樂來說,印度的尷尬遭遇決不可能是孤例。
企業從自身經濟效益出發的節水是相對容易實現的,但對于工廠圍墻外的水資源保護,缺乏足夠的動力,而這正是環保主義者、社區居民關心的重點。印度危機后,一直僅重視在生產環節節水增效的可口可樂,終于決定拓寬視野,關注更大范圍的供水情況和水資源保護。他們請來了原先任職于美國救援總署的杰夫西布萊特,幫助內部員工理解淡水資源狀況、含水層枯竭、成本上升的風險和水源競爭的加劇等問題。
一開始,杰夫西布萊特有些沮喪,堆滿桌子的文件中,看不出任何關于水資源的戰略指向,而讓一家大公司不同崗位、不同地區的人員,都關注水資源管理,更是極其復雜。許多人表示了不理解和事不關己。不少員工認為只要是市政供水就有保障,根本無法也無需調查清楚當地政府是如何得到水的。
可口可樂實現水資源戰略的核心,便是讓所有員工都參與其中,互相發生聯系,使協同作用在整個體系中出現。為此,他們在全球875家裝瓶廠中做調查問卷,每家調查都耗時近10小時。水資源小組還在6個月的時間里組織了30場研討會,全球23家子公司各一場,再加上7家關鍵裝瓶廠。
這個過程中,公司高層最為關注的戰略視角逐漸形成,它包含四方面:優秀的運營、了解流域狀況、社會與社區環境以及在全球舞臺上倡導水資源保護。其水資源戰略,以“水足跡”為核心理念。水足跡概念最早由荷蘭學者阿爾杰恩在2002年提出,即總體用水量。企業的水足跡包括產品配料的用水。
“水足跡”的視角,讓可口可樂將自己和各環節的供應商、合作伙伴看成一個整體,原先簡單的節水增效,提升為整個價值鏈的水資源集成管理。
同時,可口可樂與世界自然基金會加強了合作。由后者幫助提供研究生態系統和流域問題上的專業知識和能力,可口可樂最終做出相關決策。可想而知,也包括哪些地區適合可口可樂建立裝瓶廠,不易引起水糾紛。
例如,可口可樂資助世界自然基金會研究湄公河某個河口的鯰魚。雙方的交流相當有趣,自然基金會的人談的是計劃在某個流域做的項目,可口可樂的人則談在該地區的業務增長。然后,雙方明確幾件可以一起做的事。一家在可口可樂供職25年的裝瓶廠經理曾表示,“以往,可口可樂從不鼓勵我們與世界自然基金會這類外部公眾組織打交道,曝光太多可不是件好事。”
2007年,時任可口可樂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內維爾·艾斯戴爾（E. Neville Isdell）在聯合國全球契約高峰會議上做出上述承諾,“可口可樂公司未來發展的指導原則必須是,我們的經營不能導致從一個水源抽走的水,大于我們補充進去的水。”
與此同時,可口可樂中國區也接收到了由此衍生出的三條指令:減少飲料生產中的用水,不斷提高水資源利用率、循環利用飲料生產過程中的用水,以及通過在當地開展相關項目補充社區及大自然的水量。
根據可口可樂中國區提供的數據,可口可樂中國系統2008年比2007年用水效率提高了9.4%;節約用水16億升。在中國的許多工廠投資超過800萬元添置水回收和凈化設備,處理過的污水可達到養殖魚類的標準,避免了對當地的環境產生不良影響。此外,可口可樂中國區還連續幾年發起“留住一桶水”的公益活動。
這僅僅是一系列提升公眾美譽度的公益活動嗎？顯然不是,系統的水資源戰略對其財務報表的提升作用,或許才是支持可口可樂改良的最根本動力。
近年來,建立水資源戰略的跨國巨頭逐漸增多。例如啤酒行業中的翹楚,英博啤酒集團和南非啤酒集團SAB。英博實行了環境管理績效考核,考核對象在2008年擴展到其全球152家工廠。而在SAB有關可持續發展的“金字塔”中,水資源被排到金字塔的最上層,由全球總部直接負責—而能源、調查犯罪等僅需區域市場關注。SAB表示,他們的目標是,到2015年,每百升啤酒的用水量減少25%。
但在中國,水資源戰略的落地仍然不容樂觀。一方面,相對低廉的工業水價,讓企業主很容易忽視用水成本。另一方面,平均壽命只有3年的中國企業,受限于資金、設備和技術,大部分連節水都做不到,更何況實現“水資源戰略”。而污水處理、與社區水量的互動等,更是回報期較長的投資,如果沒有法律法規的約束,大多數中小企業都會選擇逃避。
而在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配置室主任謝新民看來,雖然中國的絕大多數企業都沒有“水資源戰略”,但隨著國家產業政策的調整,必須要走節水型企業的道路,尤其在水資源比較緊缺的地方,要用先進的工藝來減少對水的需求,這也是水資源戰略最基礎的一步。
據金星啤酒景洪公司辦公室主任王宏偉介紹,金星啤酒使用過的水全部經過污水處理站,重點對其中的氮磷化合物進行處理,繼而充分利用,包括用于沖廁所、煤廠使用,以及草坪灌溉。剩下的部分經市管網、市污水處理廠,排到瀾滄江。
如可口可樂在印度的遭遇,這次西南大旱,應當成為中國企業“水資源戰略”覺醒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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